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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儒学会员与作品推介一:孔鸿德杂评《严法治 重德治 淡人治》
严法治 重德治 淡人治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第一件事就是让人编纂《大明律》。这是一部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他又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不编纂律书,中国数百年会无法可依。”这就从骨子里暴露了当权者的人治欲望。
对“人治”,百度百科定义为法治的对立概念,中西皆有。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柏拉图提出了哲人治国论,主张建立哲学王统治。人治的利弊当然勿用多言,试想,总把希望寄托在天降英雄、圣人、伟人身上,胜算概率何在?普世久安何在?这和掷骰子抽签没什么两样,除了特殊时期的特殊功用之外,其必然走向一言堂、一人杀的亡国极端。
“人治”是建立在儒家“人性本善”这一美好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其功能就是为了确立统治者“君权神授”的“法定”地位或对良官能吏的认可。说到底就是要求被统治者遵守“谁大谁就对,谁大谁就说了算”这一国规民约,不管哪朝哪代,其市场自然繁荣昌盛、弥久不息,你说哪个老大不愿意说了算、说了对呢?大至帝皇,小到村官。
要让统治者和领导能好好“人治”,就必然离不开被人治者的“德治”水平,对象直指被统治者或下级。其核心就是以礼乐教化来提高被统治者的道德素质和忍让修养,将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内化为一种自觉行为,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论语为政》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政法和刑律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德化和礼教却能使人知耻归心,前者是令人被动地畏服,后者则是令人主动地心服。德治的中心思想就是对人民施行道德教化,即以仁义为本,施行王道而非霸道。
当然,如果二者完美配合,“德治”完全能够达到“人治”的素质要求,那圣人治国平天下的乌托邦,我认为完全可以合理地存在下去。可是历史真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好的不好的都会被这个孩子说出来、做出来。事实是无论太平盛世还是血腥乱世,就统治者来看,无论哪朝哪代还就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完美无瑕的王道圣人过,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就是康熙大帝也在后半段主政中浑浑噩噩,对贪腐和国库空虚问题一筹莫展,索性听之任之,把难题留给了儿子雍正。而对被统治者来说,我也从没有听说有哪朝哪代的国民整体道德水准达到儒家所谓的大同过:“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陶渊明笔下美丽的桃花源最后不也是“后遂无问津者”?倒是老子“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各扫门前雪的小国寡民精神却悄然盛传于今,人情寡薄,无关道德,孔子理该被老子笑话。虽然听话、忍耐、奴性是国人的通病,但是说到底也只是顺民们阴奉阳违的生存法则,骨子里没有多少良民愿意接受统治阶级强加于天下的“三纲五常”等奴化教育,只要有可能有机会,谁都想撕下伪德面纱,举旗呐喊翻身为主人,然后也去煞有其事、道貌岸然地“人治德化”天下苦民。
当然,如果摒弃传统糟粕和奴性教化成分,存粹的“德行天下”自理应该成为所有人的理想和规范,“以德治国”也未尝不是一味由内而外的治根治本的国产中药。
历史的车轮浩浩荡荡、不断推演,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浪淘沙,现在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共同选择的普世治国方式,最终都殊途同归,那就是“法治”(当然还有一些酋长大人们还在人治的非洲部落里快快乐乐地等待法治时代的到来)。道理很简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主干何谈枝叶。“法治”就是规矩,就是如脊梁般的枝干,只有“法治”才能兑现公平,保障正义,让人有尊严的生,有尊严的死,有规范的奖励和惩罚。而“德治”只是可以塑形的方圆,只是维系主干勃勃生机,更富血肉和人情百态的枝叶。至于“人治”则更只能是大变革特殊时期的一种不得不为之的英雄救世主义,当然也可以是现代社会在法治、德治基础上对领导干部的美好愿望。就像《人民的名义》中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其实就是一位存在于群众想象中包青天式的好干部,用个人的正义和权力,整治官场乱象和腐败。他的存在,从另一面表现出我们法治体系的不健全,“人治”思维的严重性。
如果说,“人治”立足于统治者地位的确立和清官良吏的认可,“德治”立足于被统治阶级的柔性顺从,那么“法治”就是立足于刚性要求所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有君臣百姓、领导群众共同认可执行和遵守规范,是一种谁也无法用任何理由左右逾越的基准。
2016年12月9日,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上明确指出,法律是准绳,是成文的道德,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是内心的法律,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二者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这就很精确地给几千年以来的法治与德治之争下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辩证结论。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故事说贞观六年腊月,人间一派祥和,大唐气象万千。李世民心情不错,轻车从简来到长安城外的大理寺监狱视察,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先挨个跟死囚谈谈思想谈认识,然后跟四百死囚立了一个君子之约,全部放他们回去过春节和家人团聚团聚,来年秋收自行回监狱集合。结果四百死囚,第二年秋后,一个不少全部如期而至。唐太宗高兴之下,全部赦免了他们的死罪。故事很仁德,其实就蕴含了“法治”“德治”和“人治”三者的辩证关系。作为当权者的李世民自认千古圣君,自信“人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才会率性地做出如此旷世之举,用对法律的漠视来置换自己的虚名——今人如若复制,后果自负;作为被统治者的四百死囚忽然能起死回生,已经赚足,自然被“德治”感化,站在集体的高度,自提修养,集体回归——反正多活了半年,何乐不回?(不排除他们已经幻想到了李皇帝可能会进一步赦免)。至于大唐严厉的“法治”那是唐太宗心中的壁垒与保障,也是四百死囚最清楚的不可逾越的底线,如果谁不乖乖回去,结果可能是株连家族。如此一来,千古圣君、高德百姓、大唐盛世自然你好我好大家好、三者俱荣、名垂千史。
法安天下,德润民心、人为根本。可以这样比喻,“法治”“德治”和“人治”就是三盏彼此呼应的灯,“法治”是主灯,“德治”是辅灯,“人治”是没有任何灯光下的夜间的萤火虫,有时候打着灯笼我们也只能跌跌拌拌跟着前行。或者说“法治”就是光明万丈的太阳,“德治”是阳光之后温馨入心的月亮,而“人治”就是偶尔闪烁历史天空的星星。严法治、重德治、淡人治,才是一个国度、一个集体、一个家庭对社会管理的理性分配。

作者简介
孔鸿德,笔名鸿儒雅德,浙江杭州萧山人。结业于《人民文学》“作家预备班”、杭州作家协会会员、萧山儒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1973年12月26日出生,10年童趣、10年学趣、10年教趣,现从事公职工作,不知余年何趣?爱生活、爱风景,更爱迷离的文字和执着的思想,所以崇拜那些一个个印象于史河风景中的诗意的生命,多少年后,不知我是哪片?只相信飞鸟的痕迹,不迷恋天空。有散文等作品散见于中国教育》、《杭州日报》、《散文百家》等,并由大众文艺出版社汇集出版散文集《一树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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